年岁渐长，心肠也慢慢变硬，年少时的感动在不知不觉中就消失殆尽。外出乘车，开始时碰到衣着褴褛的小孩还会掏掏衣袋，后来发现原来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在利用我的同情心，于是，现在再遇此类事件，我通常是勇敢地与他们对视---而在那原本应该清澈的眼睛中，我只读到漠然。可悲么？然而更可悲的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。

　　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我读书时。如今，我很难找到那些令我感动不已的文章。我不知这是怎么了。我很怀念在看到动心处时潸然泪下的感觉。记得一篇极短小的文章《吾貌虽瘦，必肥天下》，是写周总理临终前的一些看似平实的小事。我每看一次，必心酸落泪。而世纪末的人们更关心的是千年虫，出国和赚钱，书店的架子上更多的是各类隐私及只剩下爱情的生活，这又是怎么了？也许这世界变化太快了。

　　直到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---《我说人与人》（载于一九九九年第七期《读书》 作者 顾文）---那种感觉又回来了！是了，那久违的朋友。文章不长，是关于编写《汉英法律词典》的幕后故事。一群老人---原东吴大学的高才生参加词典复核。一九四九年后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改行当英语教师或劳改犯。然而，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倚重这些人：抗战胜利后，去东京审判战犯的中国检察官全部是东吴法学院的。海牙国际法庭恢复我国席位后，派去做国际大法官的仍是这批人。五十年后，国家又不得不倚重他们：九十年代香港法的审校多出自他们之手。“老人们挣扎着在小屋里看稿，而且不要国家一分钱。国务院的嘉奖来了，他们也仅仅一笑，在最后的岁月他们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。”我渐渐地觉出了那种痛。及至看到关于周枏的一段，我已然控制不住自己，心抽痛时眼前模糊一片。周枏对人家说：“我去参加商务印书馆的馆庆了，得了一本书！”他的眼睛有一种满足，老人是多么容易满足！而他将上下两册的《罗马法原论》的稿酬全都捐给了商务印书馆。那一辈人的品行，在历经风雨飘摇后依然不改初衷的赤子之心，直须仰视方见。但是，为什么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人关心过他们的生活状态，只在需要知识的时候会想到这些老人，而这些老人代表了学界的权威？除去他们无助的晚景不谈，这部蕴含了二百多名中国最优秀的法律学者征战四年，动用了一群平均年龄八十四岁的老人的词典，却无大款赞助出版。铺天盖地而来的是席绢琼瑶----这是怎样的讥讽啊！如此，只怕未来的某天，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寻知识的影子了。这又怎能不令知识分子寒心！

　　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中出不了大家，我们缺的也不仅仅是那一辈的品行。这个世界，或者并不缺乏感动，只是缺乏可以被感动的心灵。

　　你呢？

　　我为我的漠然羞愧不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