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了电影《孔雀》，被里边的画面深深打动。那些年代里走来的人，都经历了很相似的故事，生活场景大同小异，而我们自己，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酸涩的成长。
而我生活的这个城市，给了我比电影更为丰厚的记忆。他们如同装在心里的底片，只要有合适的溶液和光线，就会在我的眼前印出一叠叠画面。我做的梦很多是彩色的，这些照片却永远都是黑白的。
（一） 城 市 中 的 河
老城，被一条河分成两半。河边，住着大量居民。水是生活和生命的重要组成，因此自古以来人们依水而居。所以我想，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必然有着悠远的历史。
小时候我家在积英街，街后就是这条马尾河了。我很羡慕对面的那些人家，他们的房屋背面靠着河。那时候的河是真正的河，它在城市里自在的转弯，向两边扩展领地，特别在这城市的靠南近郊地带，沿两岸形成大面积的平地和河滩，农民在平地上种庄稼，居民在河滩上开垦荒地种蔬菜。
水好。他们从龙门山脉的雪山之巅带来灵气，沿山下行，然后在成都平原边沿的这座小城流动，河床上还有很多股自发水汩汩涌出。当时有一个污染源，就是县上的皮革社，生产皮鞋类的东西。所以水有时候臭烘烘的，但是跟现在的相比，那就是天堂之水了。我们在水里洗衣服，游泳，在水边玩耍。
河滩有大片的草地，生活着各类动物：蚂蚁、屎壳郎、青蛙、癞蛤蟆、蝴蝶和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昆虫。放学后，不一定都按时回家，要跟同学到河边去逮蝴蝶、喂蚂蚁，追撵疯跑、翻筋斗（侧翻跟斗，我们叫“打鹞子翻身”，我试过能连续翻一百多个，到最后以跌跌撞撞辨不清方向倒在地上喘气为比赛结束）。
初中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，我11岁，瘦瘦的，她12岁，结结实实的。她最爱叫上我去河边玩耍。春天是最好的季节，野草像花朵一样的盛开了。我们到处寻找枸杞芽、清明草（野棉花草），摘下来装进书包，回家后，枸杞芽凉拌，清明草做清明馍馍，是很好的牙祭。
有一次，看到农民们的油菜很壮实的生长着，正是快开花的时节，她说：油菜头可以吃呢。我说真的吗，她说不信试试。我们也知道不能动这些东西，但是大片田地都没有人，她胆子大，就摘了几枝，我呢，刚偷偷掐了一枝，就看见远远的一个女人往这边跑来，一边大叫：哪个在偷菜子？！吓得我把摘到手的东西丢了，我们撒开腿跑。但是女人抓住了她，将她的书包没收了。我慢慢走近去，看她跟那女人软磨，那女人很强硬，但最终还是被她的老母老父一类的谎言说服，放了她。我想，她的口才一直比我好，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这项优点在她以后的职业中充分发挥了作用 ，可见人的素质需要多方面的培养。
我这个朋友胆子比我大多了。暑假的一天，我们在河坝玩，觉得找不到玩的了，她说，我们来解剖青蛙。在沙石缝里找到一个锈迹斑斑的锯片，就是解剖刀了。于是一只运气很差的青蛙就成了钝刀下的冤魂，它被我的朋友开肠破肚，折磨致死。我在边上看，不敢动手，既有点害怕不忍，又有好奇想看的心理。所以我想，其实人的心理很奇怪的，是不是天性中都有一些施虐的成分，可以在施虐的过程中享受到一些快感？小时候这种天性犹为明显，我的一个小表弟喜欢把他们家的猫咪提着尾巴甩来甩去，后来猫咪郁郁而不得善终。他到我家来，我有一只布做的玩具猴子，等他走了后，我发现这只可怜的猴子被绳子五花大绑，倒吊在墙壁上。
而我自己呢？小时候的我比较奇怪：文静的时候比谁都文静，到哪里都喜欢抱着书看；善解人意，每个大人都可以跟我对话、谈事情。但是跳战的时候也非等闲之辈。我除了念书，比较多的时候都带着妹妹，她是我的跟屁虫。大人看我，觉得这是个太懂事的女孩子，可是我知道，我有很多毛病。
今天的我，对妹妹是发自内心的疼爱，我喜欢她穿得漂漂亮亮的，过得舒舒服服的。我每次去看她，都在包里装一叠人民币，想把这些钱用光，给她买好看的好吃的，她常常不要，推三阻四不给我面子。可是小时候，我们天天在一起，却有不少的矛盾。穿啦，吃啦，总对彼此有意见。现在想来，有两个原因，一是那时候物质贫乏，一是我们太小。长大的标志不完全是身体的成长，更是心理的成长。
我对妹妹的“施虐”也时有发生。
河边人家在河滩上种了很多高粱（其实我们这里不出产高粱，所以种起来也没怎么望收），人们将高粱籽拿到商店里去换酒喝。高粱酒一块钱一斤，呈色酒一块零伍分一斤，用高粱等粮食去换就只给几毛钱了，高粱杆的尾部用来做扫帚。有一天，妹妹带了一枝高粱穗子回来，兴冲冲的找了个大铁盖子，将高粱籽小心的剔下来，然后用锅铲的木柄头将它们一粒粒捣碎。她说有个同学给她吃了一点高粱面做的饼子，天，太好吃了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她要自己做来吃。不敢多折别人的高粱穗子，而折回来的穗子上果实又不多，所以她慢慢的积攒着。
一天晚上我们又吵架了，我觉得火难以发泄，一挥手，将她的铁盖子扫下桌子，那些捣好的面粉倒在地上，她“哇”的一声就哭了，然后用指头在地上抓，拿一个我们自己做的小扫帚（我们喜欢自己做一些玩意，小扫帚很像小工艺品，是用高粱穗最细的部分做成的，有两寸长）扫呀扫，一边扫一边抽泣。因为是老屋，而那时候的房屋多是泥地，地面凹凸不平，那样少的面粉就很难再收拾起来了。
其实打翻她高粱面粉的同时我就后悔了，我看着她扫，内心难过之极。但是我不善于表达歉意，只是愣愣的看着，一言不发。妹妹年纪小，事情很快就过去了，而我的心，却痛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使劲在地上扫过，想把她的面粉都扫起来，也想过偷一些高粱穗子回来，但都未果。直到今天，这件事情仍深深刻在我的心里，这时候回忆成这些文字，眼睛竟悄然潮湿。
河里涨水的时候是我们的节日。这个时候，河水向两边大肆曼延，河面宽阔，高粱芦苇水草在水面飘动。积英桥是座古老的石拱桥，六个桥洞，桥面没有护栏。我们站在桥上，看浑黄的水滚滚流动。放一些纸船下去，看它颠簸翻滚，把桥上能丢下的东西纸啦草啦都往水里丢。一天，水开始清澈了，一只小猪大概迷了路，在桥边哼哼的游荡，脖子上绑着一段绳子。几个男孩撵着，笑着，一个男孩提起绳子，将小猪丢到桥下去。我看见它摔下去，在水里挣扎，一会就不动了，然后被水流带走。
桥不够长，涨水的时候，水就会从桥的边沿流向城市，加上城市设施不对，泄水能力很差，街道有时候会成为河流。人们惶惶的担心水会淹了屋子，家里的东西不多，普通人家就是些锅碗瓢盆，蚊帐铺盖，但是每一样都来之不易，也就很是珍惜。但是我一点也不忧国忧民，我经常在下雨的时候发奇想：涨大水吧，学校淹了，可以不用上学了，呵呵可以不用考试了。但是我们学校硬是安全得很，虽靠近河，却地势很高，我的愿望也就始终没能实现。没实现也不要紧，因为有别的乐趣：打一双光脚在街道上使劲走，看水在街上打旋，要是看谁家屋子进水了，会像看戏一样的愉快，别的小孩跟我一样快乐。
现在，大了，老了，以为自己修炼得不错了，有同情心，有善良和宽容，还有一些需要掩藏的感受和看法，但是，快乐似乎越来越少。
就像现在的城市。它很现代，河也就被改造了：堤岸平整，河道端直，有堤坝管理水位，有彩灯辉映。黑白的真实河流就永远留在曾经的岁月中了。
（二） 装 满 日 子 的 街 道
今天的孩子很苦恼，因为生活在豪华和寂寞里。我们的童年很快乐，因为自由、热闹、艰辛。《孔雀》里给我们展示的东西远不如现实丰富，因为它的视角指向人的内心。
到这座城市时，我九岁半，读四年级，妹妹七岁，读一年级。我们从水灵灵的仙居镇搬到县城爷爷家暂住。房子是西门的几间铺板屋，屋外的街道很破旧，连一棵树都没有。两边一溜的平房，篱笆泥墙，铺板大门，穿斗木梁。隔壁是养路队，有那种三个轮子的柴油车开得嘭嘭嘭的响。
住下来的那天晚上，吃完饭我们照旧是娱乐：临街的堂屋（现在该叫客厅了）里，妈妈拉二胡，我和妹妹唱歌跳舞。唱的歌大多是妈妈教的：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、《手拿碟儿敲起来》、《卖花姑娘》……妹妹在仙居上过幼儿园，跟着老师学了一些舞蹈，能跳独舞，后来还在城中表演过，为此，我妈妈很是虚荣了一把。因为现在中心广场那里在以前是县城中心，修了一座“英雄台”，其实就是一个发布重要消息的橱窗，这个橱窗是大家关注的焦点，因为别的可看的东西太少，人们都喜欢上那看看。那上边有过妹妹的照片，还有过我的。我的照片没有艺术含量，是五岁的时候医生给打预防针的情景，一个比较勇敢的造型。照相的时候我不知道，因为自小在医院里生活，把吃药打针看得平常，再被大人鼓励一下，那就很能英雄一下了。
妹妹出场了，煞有介事的报幕：下面请欣赏舞蹈，《长空雄鹰》插曲——《金达莱啊英雄花》，然后妈妈拉，妹妹跳，我伴唱。
过了一会，回头一看，嗬，门外站了一堆的人看希奇，大大小小的小孩子，还有不少大人，妈妈跟他们微笑打招呼，这样，一条街就像一个大院落了。
第二天上学，中午放学的时候全校排队，我们班分了几列站着，我不知道该站哪里。一个女生用手抓住我，用很武断的语气说：在这儿！站在我这儿！我就跟着她，跟着这一列队伍走出校门，走向西门的新家，原来我们是分街道站队的。我们排着列子走在街上，我很奇怪她怎么知道我的家，还把我送到家门，原来她家在我们隔壁巷子里，她是我到县城后的第一个朋友。
我们到县城来是因为妈妈工作调动。念书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，我跟着妈妈跑过几所学校，离家最近的是大西街小学（那会还没变老名字，叫红旗小学），但是他们这个年级没有招生，妈妈拿着我的成绩单，请求让我跳级。对方是个女领导，说：乡下念书，别看这么高的成绩，那是比不得城里的，她这么小，跳级会念不走的。我妈妈又说，那就让她留级吧。对方说：留级，她会没有学习兴趣了。呵呵。结果我们跑了“反帝”小学、“五七”小学，最后我到了回龙街小学。有一点值得提，我们转学可不用交什么择校费，全国统一价的学费，在哪里都可以读书，唉，大同世界啊。
回龙街小学门前有一条河，那是老县城的护城河，还没等我小学毕业，它就被盖了起来，上边成了大街，再后来挖了旧道修了回澜大道。南大桥是南城门的入口，城门没了，现在护城河看不见了，南大桥也没了大桥了，成了繁忙的红绿灯十字路口，很多人一定不知道脚下还有这些古老的结构。
妹妹的第一次放学是一次失踪，她出门后转错了方向，在街上迷路了，后来不知道被哪个熟人见到后送回来，回来时，红领巾歪了，书包垮了，脸脏了，哭兮兮的。
她该向左转的，却向了右。右边的街叫半边街（另一边是护城河），它从现在的回龙街小学大门开始，向右延伸成一个大弧形，一直到今天的新半边街的位置。半边街很热闹，卖衣服，卖鞋子，卖生活用品，最多的是卖铁器锅碗的，几米宽的街道挤得满满的。
整条街道有一个厕所，这个你不用找，闻一闻就知道方位了。它在街道中段弯道上，一米多高的墙外堆着垃圾，而里边苍蝇蚊子齐飞。我想这些时候的人们都不会便秘，因为吃得粗糙，又不具备慢慢出恭的条件。就像你没有钱治病，就可能不容易得病，或者你硬撑着，也就撑过去了。你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躲避会爬上脚背的蛆虫。你还必须不停的晃动身体，免得急色的蚊子给你屁股几个大吻。这些动作跟后来流行的街舞很相似，可见生活对于艺术是多么重要，如果我们能有闲心多观察生活，就不会让老外发明这些东西了。
但是我很羡慕这条街有厕所。因为我们那条街一个公厕都没有，有几个资深院子居然也有厕所，但深深的藏着，外人难以入内。我爷爷和隔壁人家联合，一家摆粪桶，一家摆尿缸，放在屋子背后的小角落里，这就是厕所了。每天早上，街上传来的吆喝声会吵醒我：“有——粪水卖——”“有——潲水卖——”这是农民赶早来买居民的东西了，粪水浇田地，潲水喂猪，标准的环保产品。
所以我们也没有闲情逸致。
你看，农民们要种田喂猪，环保就等于麻烦，需要他们起早贪黑，积肥挖地除草；需要每天去割猪草，潲水等于猪的牙祭，猪吃了长膘。哪像今天呀，化肥、农药、除草剂、饲料，解放了人们的手，也丰富了这个世界的物质。你怎么能怪东西不如以前好吃了呢，以前猪要侍弄一年才出栏，现在就三四个月吧，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？
而城市居民则是一大片贫民。比我大一些的半大小子，按照政策供应粮食，每月十几斤的米几斤面（按年龄增长递增，除开工作性质的补助，高限为二十七斤总数）、几两油（孩子时二两，十八岁后四两），在缺乏油荤的年代，一个长身体的半大小子和健康的成年人一样，一个月吃个三十来斤粮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我们家父亲在单位上吃，剩下三个女的，有时候都不够吃，要买一些粗粮搭着。而钱呢，从哪里来？妈妈在医院，每月也只二十多块钱。她和父亲都有工作，叫做双身职工，大量的居民都是单边户，儿女还多。我妈妈生了两个就不生了，她说够了，第二个都是不小心有了的，没在她的计划里（遗憾，本来她有领导级的眼光的，那时候就琢磨着独生子女的事儿了。但是要是只有一个，我就没妹妹了，就更遗憾了）。也许我爸爸还喜欢再有几个，也许还有再要个男孩的企图，但是我妈很固执的“反封建”，高举男女平等的旗帜，我爸爸也就支持了这一革命举措。
一段时间，不知道什么单位（伐木厂吧）在街道边堆放了很多原木，大的一米直径，小的半米，有厚厚的树皮。这下，街道热闹起来，洋溢着过节的气氛，大人小孩都去剐树皮。先是用刀子，后来用自制的工具，将长铁片的一端磨利，在铁片中央横着安一根木柄，然后坐在木头上，像木匠刨木头一样，在树皮和树身交接处，顺着树皮的方向使劲推过去，树皮就一条条脱落了。那一次，看一个女孩子做这件事，太麻利了，我像欣赏艺术之美一样看得发呆。
树皮拿来做柴烧，是因为燃料不够或者买燃料的钱不够。居民按户口分配煤票，像现在的水公司电公司一样，那时候有煤建公司，管居民用多少煤。我们都烧“蜂窝煤”，按户分配，我们家大概一个月有近一百个的煤。要买煤的时候，妈妈或爷爷会交代：你们两个在门外看着，拉煤的来了，叫他给我们下煤。于是我们守在门口，眼睛盯着街道的远方，见到架车上拉着蜂窝煤的，就大叫：叔叔！叔叔！我们下煤！
给了煤票，再给点钱，人家就把煤卸在我们门外的街沿上。这下，全家总动员：用水桶担煤，用洗衣板端煤，直接用手捧煤，有时候不小心，啪的打翻在地。烂了的煤堆在一起，攒多了，就去借一个打煤的器具，在街道边上和好泥水和煤，自己打。
这个场景跟《孔雀》里几乎一样，只是那里边那个当女儿的演员太美心就自然大了，只想去当飞行员，打煤的时候，她气急败坏的踩着煤跑了。我和妹妹那时候都是老实做事的人，不是偷懒的料，所以现在的我们，安静自在的过着小人物的小日子。
别的孩子还有一些事情要做。我们街道后边是马尾河，他们要在河边去拣厂里倾倒出来的炭花，将没有燃尽的有烟煤块挑出来，拿回家去烧火。他们还喜欢在河里去游泳、摸鱼、逮螃蟹。离河远的，不捡炭花，背一个背篼，拿一根铁签，到公路上去捡桉树叶。通向城市的几条路，边上都种桉树，叶子落得满地。铁签的尖端很锐利，不用弯腰，拿着铁签的另一端，在地上戳树叶，一直戳到铁签上穿一串树叶，然后把铁签挥向被背上的背篼，让铁签在背篼边沿上捋一下，叶子就掉到背篼里了。桉树叶很好烧，是引火的好材料，有些人家要烧柴煮饭的。
而每天这样工作和顽皮胡闹的、比我大的小孩子，在自由的生长中打开了心眼，后来，很多人跟社会一起，发迹了。
（三） 庭 院 深 深
那几年放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，全国人民都唱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”。阳光照着我们的母亲河，河面有碎银子一样的光芒。但是，一排排破旧的老屋，一个个古老的院落，却是黑沉沉的。
我们在西门的爷爷家不能久待，因为家里还有伯伯叔叔们。婆婆（奶奶）早走了，也带走了对我们的疼爱，爷爷是典型的封建脑瓜：儿子，幺儿，长子，长孙，是他关注的对象。我们三个人，一个儿媳，两个孙女，都不看好，而且因为我们的到来，使本就褊窄的空间更见窘迫。
一天晚上，大伯又站在我们房门口骂人，说我们有占他们房子的企图，说他们家眼睛瞎了，找了个我妈妈这样的媳妇会来抢东西。我妈妈将被子卷成一团，放在背篼上，背起就往外冲。爸爸赶紧将她抱住，拉了回来。他说：我还在呢，走啥子走？
大伯是下乡没返城的知青，很少回家来，但是只要回来，就会瞪着很大的眼睛（我父亲一个哥哥就是我大伯，一个妹妹，三个弟弟加我父亲，都是大眼睛、很漂亮的脸型）看我们，好像我们抢走了他心爱的东西。
我爸爸每月只有几天时间在家，每当妈妈跟隔壁邻居有矛盾吵架的时候，就说：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！这些时候的每个家庭，因为子女众多，都是矛盾重重，吵架打架是常有的事。所以后来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，那些兄弟姐妹也多摒弃了以前的嫌隙，慢慢的和睦起来。就像我爸爸他们几个弟兄秭妹，现在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打牌。我也就不再恨大伯，何况他前些年已经去世了。
我要照顾蜂窝煤炉子，“加炭”对我来说很困难，因为我个子小，力气不够。炉子很原始，像中型水缸一样的外壳，正中间放煤，煤和炉子外壳之间装炭灰，加煤就是在旧煤上边加上一块新煤。从风门那里钩出烧成灰的煤，上边使劲把新煤往下压，常常弄得灰尘乱舞，却半天按不进去一块煤。我幺伯有时候要帮忙，他比我大七岁，比较内向，不表达对我们的不满，还愿意帮我们做一些事（我们搬家后有了新技术了，用比这个先进的“二进风”炉子，炉子有内膛，不用装炭灰了，加煤就轻松了）。
很冷的天，一切都冷冰冰的。爷爷冷冰冰的说（他爱用很严厉的语气跟我们说话，保持家长的威仪。那时候人们有话一般不喜欢好好说的，因为生存问题很严峻吧）：把红苕洗了！我就从水缸里舀出水来，洗红苕。
我妈妈挑水的时候多，到我那个朋友的院子里去挑，好几百米远的小院深巷。我的主要工作是洗碗，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洗锅和锅铲。因为都是铁东西，在一起摩擦的年代久远，所以锅铲前沿像锋利的刀片。洗的时候没注意，那刀片一下子深深划进我的大拇指，很大一片肉差点被削下来，顿时，满铁锅的水被染成红色。我不敢让人知道，因为知道了要挨骂的，那时候的教育是只要有没合常规的事件，小孩子就要挨骂。爷爷知道了会骂我：怎么做事的？！给妈妈说她又会担心。我用左手把大拇指死死捏住，等到不怎么出血了，悄悄的倒掉这锅水。
那段时间，有时候我半夜醒来，会看见妈妈坐在写字台边流泪，我看得心一阵阵的紧，觉得内心充塞着悲伤。我说，妈别哭了。她说：我们在哪里去住呢？
有一天妈妈开心的说：我们有房子了！在南街中段的巷子里，两间平房屋子，是舅舅家的产业。舅舅住在县里较早出现的楼房里，属于有点权和钱的阶层，这处屋子是他们堆杂物的地方。连续几天，我们开心的去收拾屋子，买工具粉刷墙壁。可是过了几天，妈妈说我们住不成了，舅母不同意，她担心亲戚间收不了租金，后来租给别人了。
后来，很多事情跟着时间自然的流走了，妈妈心里的伤也渐渐在愈合（舅舅是她的亲哥哥呀），大家能在一起相处，逢年过节聚一聚了。而且现在舅母也意外走了，我们很悲伤她的去世，同时感慨：活着怎么都好，生活该好好过。她跟很多勤劳节俭的人儿一样，自己没有任何享受，留给亲人永远的唏嘘遗憾。
我妈哭了很多场后（她本不爱哭的，热情、大方、能干、粗糙是她的性格），有一天，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住处了。我五年级的一天中午放学时，同学说：你站错队伍啦！我很洋盘的笑：没有呢，我们搬家了，住南街了！
新家在妈妈他们医院左边的深巷子里，是医院堆放杂物的一套平房。医院右边是观音堂巷，对门是洗墨池巷（现在洗墨池巷成了宽阔的墨池街了，直通妇幼保健站，人口源源不断的从这里生产出来）。
巷子很窄，进去后先走一段墙壁夹着的通道，再过一个水井，水井处像个小天井，井上架着辘轳。从边上绕过，在另一墙壁通道的中段左手边，有一个小门，这就是我们的领地了。打开门，进入一间堆满木头、中药口袋、瓶瓶罐罐的房间，跟它排在一起的是一间同样结构的房子，就是厕所了。穿过这间屋子，进入堂屋（客厅）会看到角落里有一间更黑的屋子，里边什么都没有，地面一个大坑，据说是古老时代住户藏财物的地方，隐蔽阴暗。然后就进入我们真正的家，虽然只有两间屋子，却是我们自在生活的天堂。
说天堂有时候却有点地狱的感觉。因为屋子太黑，那时候屋子好像很少有窗户，就在屋顶上盖几块“亮瓦”，其他的瓦是泥土烧成的，黑色，亮瓦是玻璃做的，屋子的采光就是门和这几匹瓦了。那间堆东西的屋子，屋顶墙壁地面都黑暗潮湿，东西参差错落奇形怪状，灰尘蛛网遍地，阴森恐怖。特别那间藏宝物的屋子，会让我想到死人、杀人强盗、妖魔鬼怪。
放学回家用钥匙开门的时候，我会在心里祈祷：妈妈千万要在家！穿越这些恐怖的场景，觉得各种黑暗的东西向我包裹过来，挤压着我，让我难以呼吸（以后的生活中，我从不喜欢黑暗，包括朦胧的浪漫型灯光之类，除了我明朗的心性以外，更多的可能是这些际遇的后果。季节我喜欢夏天，白天我喜欢阳光明媚，晚上我喜欢灯火灿烂）。如果这时候看到家门开着，妈妈正在做饭，这个地狱一瞬间就变成了天堂，我很沉重的心会一下子鲜花盛开。
但是妈妈不知道这些，她常常比我晚回家。医院有忙的时候，还有值班加班的时候。
最大的一次事件是这样的：有一天，我带着妹妹做完了作业，看着天越来越黑，妈妈却不见踪影。我们坐在门口等，妹妹一直问：姐姐，妈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就一直撑着：等等就回来了。不知道等了多久，妈妈还没回来，我再也撑不住了，心里觉得那么的无助和孤寂。还因为那段时间看了一部电影叫做《钢铁战士》，我看到坏蛋那么残酷的折磨战士，皮鞭、辣椒水、老虎凳，最惨的是他被敌人绑在大柱子上压杠子。虽然看的时候让我对英雄很崇拜，并且幻想自己能有当英雄的机会，但是这一天，到处已经无声无息，而妈妈却不知道在哪里，就胡思乱想了：妈妈不见了？被坏蛋抓走了？会不会有坏蛋用刑折磨她？深夜了，我们都沉在恐怖之中：妈妈不见了！我们开始哭，哭到哭不出来开始抽泣的时候，妈妈回来了。妈妈不会安慰人，她说：我就去看了个戏嘛，担心啥子？哭啥子？看到她回来就放心了，挨骂也不觉得难过委屈。
其实刚住进去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院子里，并不是单家独户，只是后来被围墙分割出来了。
院子里加我们共五户人，做衣架这家在我们对面。街沿上堆很多东西：端直的小竹子锯成段，并在中部钻上小孔，柔软宽大一点的竹子划成片，还有些小截的铁丝。我常常在那里看他们做：取两根打好孔的竹段，然后将竹片放在火上烤，掰弯了插进竹段两端，将它们连接成衣架的样子，再在孔中穿上铁丝，露出来的部分弯成钩，一个衣架就做好了。逢场的时候他们要到街上去叫卖，但是衣架只卖五分钱一个，还不是常常有生意。
最不喜欢下雨。很老的平房，屋瓦破损，下雨就是一场灾难。夏天，半夜大雨来临，屋子就开始淅淅沥沥的下小雨。大大小小的盆子放在屋子各处接雨水，后来不够，就加上锅碗。床淋着了，移床；一会床上又淋着了，就再移，到后来可能就找不到放床的地方了。还要拿一根长竹竿去戳瓦，看能不能戳得它们合逢一些。所以我一听雨声在屋顶上响起，就有凄凉和慌张的感觉。
下雨后的某一天，大家疏通院子的水道。沿着水沟挖过去，就挖到对面（做衣架的人家的隔壁）的那家人家里去了。这家有个老婆婆，家里人很少回来，我也没去玩过。原来他们家堂屋的地下有一个巨大的渗水坑，院子里所有的水，包括雨水和用过的污水，都流到这个坑里，然后慢慢的渗进周围的土层里。疏通好了水道，再将坑盖上，他们就又默默的生活在水坑上了。
后来有一天，这个婆婆死了，家人把婆婆放在家里等着下葬（没有仪式，可能要到乡下去找亲戚看埋在哪块田地的边上），妈妈帮着给死人洗身子、穿衣服。她不准我们去看，说我们会害怕的。那一天院子看不见人，我忍不住在他们的窗子外看了一眼，老婆婆静静的躺在黑黑的屋子里的床上，手和脸露在外边，很白。
隔壁的杨家跟我们关系最好。男的在厂里上班，按说他是“工人老大哥”，是那些时候比较好的职业了，但是他们生活也艰难。她的老婆没工作，40多岁的人在今天还很有些青春的感觉，在当时却叫做大娘了，她也没了自己的姓名，被叫做杨大娘或者杨母。
杨家有四个孩子，四男一女，女儿是老大，二十多岁，有点智障，长得很漂亮。弟弟们有时候欺负她，父亲也会打她，大概是艰难多了，大家脾气都不大好。一天，她挨过骂后，到井边去打水。她大概没有可以说话的人，就跟我聊天。她说：我爸爸和弟弟老打我，我哪一天嫁出去，就不回家了。我说：你有对象了吗？她说：介绍了一个，她很喜欢我，我要跟他走了。我妈说我们再卖几次凉水后就给我买新衣服呢。然后她撩起外衣擦眼泪，大大的眼睛和长睫毛闪呀闪的。
他们一家很热情，漫长的假期里，我和妹妹会跟他们一起玩。杨大娘说，不能浪费粮食，灶神会上天去告状的，雷公会劈那些将粮食倒进潲水桶里的人的。害得我常常检查我们的潲水里有没有米粒，难免会有一些，于是常生出些担心。他家的小儿子比我妹妹还小，却顽皮，但是冬天我们听她妈妈讲鬼故事的时候，几个人围坐在床上，他会允许我们几个人把冰冷的脚放在他的腿上，因为他不怕冷，浑身火热。他的一次顽皮壮举是将手指头伸到缝纫机的针头下，被针头扎穿一个洞，后来还很得意的让我们看手指血糊糊的样子。
寒假的一天，乡下的表娘（娘是姨的意思，我们读一声）来玩，走的时候她笑眯眯的在我衣袋里摸了一下，她走后我发现她给我放了五毛钱。这是一笔巨款呢，我斗争了很长时间：给不给妈妈？但是钱的诱惑太大：可以买书，买糖，平时看到的想吃却不能奢望的东西就在眼前打转，我决定留下它。到月底的时候，妈妈掏遍所有的口袋，掏出的全是硬币，一分的叠一起，两分的叠一起，共有一毛三分钱。她说：还有五天才发工资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每月初领工资后，家里会买齐米和油（菜油不够，会买一点猪油），然后就觉得心里塌实了。现在是没钱买菜了，却还有漫长的几天日子要过。我看妈在灯光下皱着眉头，心里有片刻的犹豫，接着摸出我的五毛钱，说：妈，我还有钱。我的五毛钱的纸币放在桌上，被那些硬币映衬得格外有分量。妈妈问我：哪来的？我说是上次表娘来的时候给的，她就笑了。要是这钱来路不明的话，我一定会挨打的，虽然我从来没挨过父母的打。
我的（三）的写作似乎犹为艰难。黑色的背景、暗淡的人影被我从记忆中唤醒；原本以为忘记了很多人很多事，可是现在，他们都清晰的动了起来，为我演示一幕幕的悲喜；原本以为我能超越一些苦痛的东西，用平和的心境看待这些过往，却惊讶的发现，它们影响了我一生的性情。
就像这座旧城里的人们，跟我该是打下相似的烙印了吧。
（四） 透 过 亮 瓦 的 阳 光
朋友说：看你的这篇文字，会在细致的阅读和共鸣中找寻生活的逻辑，生活像你所写的，有着它本身的法则。
我很惊异于这个律师朋友对文字和生活的感悟。因为拂开文字的表面，就是掀开生活的面罩，就可以回归人性的本质，并反照今天和未来。
当年的我们不懂得生活的哲理，但是我们在艰难中渴望物质和精神。成长中，时时有阳光透过狭小的窗户和“亮瓦”照射在我们身上。
有一天妈妈说：我涨工资了！呵呵……我们就有鸡蛋吃了。爸爸要喝点酒，他回来我们可以吃猪肉和鸡蛋。我们每月有三斤肉票，留着等爸爸回来的时候去买肉。为此，我在肉铺去过多次。肉铺是国营企业食品公司的下属单位，卖肉的属于权力人物。你想啊，好些个人挤在门面外，他可能半天不理你；轮着你了，他可能把肉都留给亲戚朋友了；或者他给你搭上一大块骨头。
所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只会做素菜，不会炒肉。假期是我做饭的时间，每天早上，我挎着篮子带着妹妹到市场去买菜。十点过开始择菜洗菜、煮饭，等到中午我妈下班回来，饭菜都放在桌上了。
有一天妹妹宣布：我会下面了！妹妹下面（煮面条）的方法如下：锅里的水烧开后，将挂面放进去，用筷子搅一下，然后绕着蜂窝煤炉子转圈，转三圈后用筷子搅一下，再转两圈半……然后面就煮好了。这是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研究出来的成果。我和妈妈哈哈大笑，一致认定了这项技术。
十岁的时候吧，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时，来了个亲戚，他赶场后到我们家来歇息和吃饭。妈妈在他们医院的分院值班，妹妹被寄到小舅舅那里去了，我跟他说着话，一边想：我给他吃什么呢？我到处找可以招待他的东西。幸好，爸爸走前腌了一块肉（在鲜肉上抹些盐，放几天后晾干就是腊肉了），我就割了一块肉下来。没有炒肉的菜，也不会炒，管它呢，用豌豆尖炒肉片，炒熟，记着放盐就行。一个菜不好意思招待客人，又没鲜鸡蛋了，于是在坛子里摸了几个爸爸泡的咸鸭蛋，搅碎了做煎蛋吃。
这次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因为从此以后我就敢做所有的家常菜了，直到现在，我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做菜，并在做的过程中总结出经验，怎么觉着好吃怎么做，也不管合不合常规和菜谱。
妈妈跟我商量：我们买个缝纫机好不好？我说好呀，多少钱？缝纫机要一百多块呢，而且这时候上海货很霸道，很难买到。终于托百货公司的人帮着买回来了，可是缝纫机搬回来，却是出厂时候的样子，没有安装，零件全是散的。我跟妈妈一起研究该怎么把它装配起来，妈妈一边拿着说明书，一边用改刀拧螺丝、上部件，我打下手。最后，我们的缝纫机可以嗡嗡的转起来了。
我们一起学习用缝纫机。用脚踩踏板，它不听招呼，半天不动；用手转上边的小轮子，脚下又配合不上；好不容易动了，它反着转。我们一边学一边笑。很快，妈妈的缝纫功夫跟她以前的基础功夫就结合好了，好些年，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妈妈剪裁、打出来的。
南郊属于西南公社——后来叫西南乡——现在叫西南镇（全国的很多地方都这样变化着名字的），西南乡供销社设在南街，有一些花布卖，也要票，布票。一尺棉布可以做一双袖套，拢在袖子上做事情，免得弄脏了衣服袖口。在我看来，它还具有装饰的功效，戴在手臂上，就像在头上扎一双蝴蝶结，呵呵。妈妈上班前将布裁好，我和妹妹看谁将线条打得端直。
我跟妹妹有不同的，她喜欢学着打棒针，钩钩针，我喜欢动针线，将衣服拆了，按我的意思改动，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。几年前，因为我们这里时装还不发达，我就自己设计衣服样式让裁缝做。我喜欢穿裙子，设计了各式裙装，夏天、春秋天的连衣裙，冬天的带点复古味道的套裙，朋友说：这些东西只好你穿。我想，每一样东西好像都有自己的特点，就看跟你自己契合不契合。
妈妈是个戏迷，有一天开始教我们唱戏了，唱川戏。有两段到现在都能唱，说老实话，现在我觉得川戏很不好听，但当时觉得很有意思。有一段须生的唱段，只十个字的唱词，却要拖老长的啊字，转很多的弯道，学了好几个晚上，终于学会了。于是我们三个常常来一次大合唱，看谁的气长，谁拖的腔长，唱完的时候气喘吁吁，然后哈哈哈的笑。
看了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，一天，妈妈拿着个歌谱煞有介事的宣布要开始唱越剧了。我们就跟着一起练《想当初，妹妹从江南初来到》（《葬花》里的一段），我妈妈像唱歌曲一样的唱，我也以为这就是越剧了。妈妈这段时间以后就再也不研究越剧了，也许是她自觉扮相嗓音不大配合越剧的柔媚感觉。但是，她为我打开了一扇神奇的大门。
在我看来，这个诞生在江南的剧种有种特别的力量，它悠扬雅致的唱腔和诗一样的唱词，可以让人沉入温婉、优雅、静谧的境界中去。为此，上大学后，我跟着徐玉兰等名家的磁带和影碟一直学，后来喜欢上“小百花”的茅威涛，也学了一些。现在我唱出来的越剧，在业余演唱人员中算是很过得去了。看到浙江电视台举办越剧擂台赛，很想他们能打到四川来，可以去凑凑热闹。可惜工作很忙，性格又有些内向，估计成行的可能性不大。
小时候随时在家里编排舞蹈、唱戏，我们在屋子里铺一张席子，将家里能用的道具都拿出来：纱巾做披肩、枕巾做水袖、被面做长裙，像电影电视里一样，走台步，抖水袖，舞身段。工作后，碟子多了，电视有了综艺频道，还看了些舞蹈的书籍（我的书籍很杂，以文学为主，兼收美术、音乐、服饰、百科知识，特喜欢生物科技方面的东西）。
小学时的假期，中午忙完了饭，跟妈妈要几分钱，我就带着妹妹上街去，径直到南街中段的租书店。书店是个哑巴开的，却是全县小人书最多的书店，铺面上挂了一串串的小人书封面，我们在这里选好了，就让哑巴拿出书来，厚点的书两分钱，薄的一分钱，然后坐到店里的木板上去看。那阵看《杨家将》，我给妹妹一边读一边讲。
我们只要有几分钱，一般都会到书店里去奢侈一回，零食也很想吃，但是书的诱惑似乎更大些。 有一次我们在新华书店看中了一本彩绘小人书《蚂蚁紧急行动》，很想买，但是没钱。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就开始节约菜钱，每天买菜的时候给自己提一两分钱的回扣——我妈不知道这事的，她很放心我管理家里的钱，觉得我在金钱面前很有定力，也从不乱花钱，现在她要是看到这些，不知道会不会笑一笑——终于攒够了一毛一的书钱，我们兴致勃勃的买到了那本书。等到走出书店门，傻了：糟了，妈妈问起书是怎么来的怎么办？我们哪里来的钱？我们站在书店门口编故事，觉得哪一个故事都有漏洞。回家去，妈妈居然没问，我们就笑得很灿烂了。
初中，我的那个解剖青蛙的朋友很重要的出现了。
她给我讲故事，讲《基督山伯爵》，我被深深的吸引住了。她告诉我公园里有图书馆，有很多书籍。一个星期天，我跟着她到图书馆去。图书馆是公园中的一个大院子，右边是少儿阅览室，正中高台阶上是大大的成年人的图书室，天，都不收费。我们走到门口，被一位老大爷拦住：嗨，你们不能进去，那边，到少儿阅览室去吧。我的朋友说：我们都是初中生了呢。他就笑了：真的吗？这点大的人就是初中生了？那进去吧，好好看书。
从此，我和妹妹的星期天便常在这里度过，这个瘦瘦的、戴副眼镜、很慈祥并有点风度的老人跟我们成为了朋友，他帮我选书，问我一些问题，一直到他退休。
朋友的妈妈画了很多工笔仕女挂在家里，第一次看到这些，感觉太漂亮了。那些美人，如云的发髻，飘逸的身段，漂亮的服饰，都是我喜欢的东西。
我们在学校里有美术课，老师是美术学院科班出身，年纪大了，脾气暴躁、情绪恶劣的时候常有，我喜欢画画，虽然怕他，但是算是班上学得认真的了。我就不再画老师教的山水、版画（那些工人拖拉机），开始画美女。旧画的背面、我的剪报上、教科书的封面封底，都是我练习的地方。这还养成了我一个习惯：只要觉得无聊，比如听不喜欢的课，开不喜欢的会，就会拿张纸画美人。
一次我们换了语文老师，走的那个性别女，温柔无比，来的这个性别男，严厉古板。我在下边画他的头像，发现我的严重缺陷：只能画美人，不能画男士，画出来的人有女性倾向。幸好他长有络腮胡子，我赶紧用这些胡子掩盖了不足。回家对我妈说：你知道我们的新老师什么样子吗？就是这样！我妈哈哈大笑，她说，这个老师出了名的严厉，你居然敢上课画他。
我妈现在还留着我和妹妹的早期“作品”，我还有一本弄丢了，里边是我学了一段时间后，照着一些画片、书签、图书上的美人画的。后来到出外念书，到出来工作，一直都找一些书籍做模仿秀。因为这两年写东西的时候多，画就丢下了。其实本来就画得不好，但是那些年，当我沉浸在这些享受中的时候，那种快乐难以言喻。
初一的暑假我们开始学游泳。我带着妹妹，在太阳最火热的时间到公园里去，那是县上唯一的游泳池，里边人声鼎沸。现在池子多了，似乎人们都有闲了，小孩子也一下子成了不敢放出去的宝贝了，所以大人带着小孩游的多。我们没人管，妈妈爸爸要上班。自己学着游，抓住边上的扶手，游几下，再抓住，一个下午就学会了。然后是练习游长一点的距离。
妹妹学得慢些。有一天，正在换水，水刚到我的鼻子，我踮着脚站在水中央，对妹妹说：别怕！游到我这里来！妹妹丢了游泳圈，向我扑腾过来。我用手接住她，没稳住，呼啦啦的，两人扑到水里去了。我想糟了，要淹死了。终于站稳了，把妹妹托了起来。我呛了几口水，吓得不敢说话，妹妹小，不知道害怕似的，只说：姐姐，我喝了几口水。
我不敢跳水。有一天，为了给一个小朋友展示能耐，我在她面前通的一声跳到水里去了，虽然姿势极为难看，肚子还被水剐得很痛（角度不对），但是这开创了我的跳水生涯。一群人在池子边上站一排，然后接力一样的往水里跳。有飞燕式，有冰棍式，有侧翻，有空翻，跳得满池水都荡着波浪。丢一个小石头到池里，大家围做一团，在水面上跃起来，用这股劲将头扎进水中，再潜到水底去捡。捡到的人将石头高高举起，像举着一个奖杯。
成大了，我文雅些了，多是默默的游，并爱上了潜水。从岸上跃下去，钻到水底，手伸到前方摸着池底，脚使劲蹬，听水声在耳边轻轻掠过的呼呼声；憋住气，等到感觉憋闷了，就缓缓的吐出一小串气泡，再游。到最后憋不住了，脚在池底蹬一下，哗的钻出水面，能让旁边的人吓一大跳。
前年，几个人到游泳池游泳，遇上一个熟人。我们里边的一个人对他说：你在我们里边找一个人做对手，比赛谁潜得远，潜得久，输家请今天的晚饭，这个个子不大的男士就选中了我。我们都笑了：看我比较渺小的形象，一般都会想找我做对手的。从跳台出发，一起跳进水里，我在水底游，游到我能游的三十米极限，然后浮起来回头看他，看他找不到我的迷惑样子，我大笑，淑女形象荡然无存。
生活在这样一天天的长大。其间，所有过程如涓细的清流，似乎在心头眉头之外，喧嚣的静静的自己走，可是，它们却似乎又在丁冬敲击着心的窗棂。身体可以很弱小，思想却似乎日益强大；物质可以很贫瘠，精神却似乎日渐丰腴。每一缕风和每一滴雨，都可以是锻造性情的工具，也是我们家园中不可缺少的历史的见证。
